以下内容是由蔡子团队根据国内外财经类权威网站相关资讯编辑整理而成（总第3732期）。原创不易，敬请尊重。谢谢鼓励。

1、五一假期文旅消费火爆：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5.2亿人次。 2026年"五一"假期（5月1日-5日）被称为"史上最长五一"，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15.2亿人次，日均3.04亿人次，同比增长4%。假期首日全国高速日流量达7000万辆次，创历年"五一"单日流量新高；当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4亿人次，环比增长55.9%。同程旅行数据显示，1200-3200公里国内长航线占据主流，跨省出行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超15个百分点，家庭亲子游成为出游主力军。

蔡子微评：15.2亿人次的流动规模印证了假日经济作为消费复苏"压舱石"的强劲动能，彰显了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持续释放。肯定之处在于，跨省出行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表明人员流动从"周边短途"向"跨区域深度游"升级，消费半径扩大有助于消解区域间消费分层，促进服务业要素的全国性配置。值得关注的是，人流激增对交通基础设施与景区接待能力形成"压力测试"，部分热门景区已出现预约爆满与服务质量下滑的苗头。建议建立"客流预警-动态分流-弹性供给"的智能化调控体系：通过大数据实时监测景区承载量，联动周边次级景区形成"主-辅"协同引流；同时，鼓励企业开发"错峰休假"激励制度，将集中式假期消费转化为分散式常态化消费，平滑季节性波动。

话题关注：假日经济消费脉冲效应、跨区域文旅资源配置与错峰休假制度设计研究

2、五一假期消费模式升级：文旅融合创新推动内需扩容。被称为"史上最长"的五一假期（5月1日-5日）正式开启，国内假日经济以惠民政策、多元消费新场景持续激发市场活力。锦江酒店数据显示，全国酒店"五一"假期客房预订率已超去年同期，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天津位列热门目的地前五。广东、江苏、四川、浙江、山东、云南等省市酒店入住热度位居全国前列。传统消费模式与文旅市场融合创新发展，成为今年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主要推动力（新华网）。

蔡子微评：五一假期的消费热度印证了"场景创新"对内需扩容的牵引作用，彰显了从"商品消费"向"体验消费"转型的结构性趋势。肯定之处在于，酒店预订率超去年同期与跨省出行占比提升15个百分点形成共振，表明消费复苏正从"量"的修复迈向"质"的升级，文旅融合创造了新的价值增值空间。值得关注的是，假期消费的"脉冲式"特征与"节后回落"风险并存，且热门目的地的过度集中可能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建议建立"文旅消费券"的跨期平滑机制：将部分假日补贴转化为"淡季消费券"，引导消费者在非节假日出行；同时，推动"反向旅游"与县域文旅开发，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与数字营销赋能，将消费流量从头部城市向中西部及县域市场疏导，形成更均衡的消费地理格局。

话题关注：文旅消费场景创新、消费流量空间均衡化与内需扩容跨期平滑机制研究

3、天津11部门联合出台房地产新政。天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市场供给促进住房消费的通知》（下称《通知》），围绕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推出11条措施，进一步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通知》明确，落实国家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税收政策，自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对出售本市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1年内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天津11个部门联合出手，11条措施，核心看点其实是那条退税政策：2026到2027年，卖旧买新，个税退还。这相当于给换房链条的“齿轮”加了一点润滑油。但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在于润滑油的粘度，而在于齿轮本身是否咬合——当前二手房挂牌量高企、成交周期拉长，很多人不是不想换，而是旧房子卖不掉。退税只有在“卖得掉”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所以，这11条里真正值得细品的，是那些盘活存量、优化供给的条款：存量土地如何转型？商办用房能否改造成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房地钱”要素联动，本质上是要让土地供应跟着人口流动的方向走，而不是固守在库存高企的区域。房地产新政已经告别了“一刀切”的刺激年代，进入了“针尖对麦芒”的精准调控阶段。天津这套组合拳的方向是对的，但效果要看两条：一是二手房流动性能否被激活，二是高品质供给能否真正匹配改善性需求。

话题关注：退税诱饵与流动性陷阱：二手房换房链条的制度堵点与政策校准——基于天津“卖旧买新”个税优惠的准自然实验

4、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扩围至14个领域。据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于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通知》强调，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至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等14个领域。（中国新闻网）

蔡子微评：把技术改造贷款支持范围从传统制造业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设施农业、消费商业设施——一共14个领域，覆盖面确实广了。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老问题依然会浮现：银行愿意放贷给那些看得清现金流、有抵押物的成熟企业，而对那些技术路线尚不明朗、资产偏“轻”的科创企业，再贷款工具的折扣力度再大，也未必能打消风控部门的顾虑。更隐蔽的障碍是“最后一百米”：政策文件到了分行、支行，执行尺度可能层层加码，审批流程依然冗长。设备更新贷款要真正“直达实体”，需要在考核机制上动真格——比如对基层行的设备贷款不良率给予更高的容忍度，或者将设备贷款投放纳入MPA考核的激励项。否则，扩围只是把“水龙头”装到了更多地方，但水能不能流到田里，还得看管道有没有堵塞。

话题关注：贷款扩围之后：设备更新政策的“基层执行温差”与中小企业融资获得感研究

5、湖北以旧换新国补扩品，新增智能服务机器人等10个品类产品。湖北省商务厅发布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品类补贴政策的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实施，至2026年12月31日结束（或补贴资金使用完毕即止）。其中提到，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商家购买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音箱、智能门锁、智能空气净化器等10个品类产品，按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1经济网）

蔡子微评：湖北把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耳机、智能门锁等10个新品类纳入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补贴比例15%、上限1500元。这个设计很有意思——它不是简单的“降价”，而是帮新兴智能硬件完成一次“市场破冰”。对于智能服务机器人这类产品，消费者最大的顾虑不是价格，而是“买回来到底有没有用”。政府背书和补贴，相当于给了消费者一个“试错折扣”，降低了尝鲜的心理门槛。但需要警惕的是：补贴可能会扭曲不同技术路线的竞争。如果补贴只针对特定品类（比如智能音箱），那么同类但未入局的创新产品（如智能中控屏）就可能被边缘化。更优的设计或许是“功能性补贴”——不指定品类，而是针对“具备语音交互+家居控制+自主学习”等特征的产品给予同等补贴，让市场去筛选胜出的形态。另外，15%的补贴比例能否覆盖消费者的“换新决策阈值”？对于客单价5000元以上的服务机器人，1500元的上限相当于30%的实际补贴率，力度尚可；但对于几百元的智能耳机，15%也就是几十块钱，激励效果存疑。品类之间的补贴强度差异，可能会引导消费流向“补贴深度高”的产品，而非“消费者真实需要”的产品。

话题关注：以旧换新对消费者绿色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

6、深市2892家公司披露2025年年报，创业板营收净利双位数增长。年报披露即将收官，深市上市公司整体业绩表现轮廓逐渐清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1日中午12点，深市已有2892家公司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整体来看，深市上市公司造血能力明显提升，合计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规模同比增长11.42%；超七成公司实现盈利，半数以上公司实现利润增长；深主板经营整体稳健，创业板增长势头亮眼。（21经济网）

蔡子微评：2892家深市公司披露年报，创业板营收净利双位数增长，这个成绩单放在2025年的宏观背景下，确实亮眼。但我们需要区分：增长是来自真正的技术壁垒和定价权，还是来自行业景气度的一时红利？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赛道，过去几年获得了大量政策和资本的倾斜，创业板企业身处其中，自然水涨船高。真正考验管理层能力的是：当潮水退去（比如补贴退坡、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的ROE还能不能稳得住？另一个值得挖掘的细节是“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增长11.42%”——利润可以调节，但现金流更难造假。这说明深市公司整体的“造血能力”确实在改善，不仅仅是纸面富贵。头部企业出海业务和研发投入同步发力，这是好迹象——研发是未来的利润，出海是增量的市场。但要警惕的是：创业板内部的分化可能比想象中更剧烈。少数头部公司贡献了大部分增长，大量尾部公司可能仍在盈亏线附近挣扎。年报数据的“平均”漂亮，掩盖不了“中位数”的脆弱。

话题关注：双位数增长的“B面”：创业板企业业绩分化的行业归因与公司治理诊断——基于2892份年报的聚类分析

7、突破养老金融发展瓶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达3.23亿人，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当前，发展养老金融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作用日益凸显。养老金融与银发经济的耦合并非简单的资金供需匹配，而是一种深刻的结构性重塑。在我国当前的产业实践中，其赋能作用呈现出典型特征，并对相关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3.23亿60岁以上人口，这个数字像一座冰山，水面上是日益增长的养老金支付压力，水面下是更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在下降，而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的覆盖面和参与率仍然偏低。“三支柱”听起来均衡，实际上一柱独大、二柱和三柱偏弱。养老金融的瓶颈，表面看是“钱不够”，实质是“钱没有高效地跑起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收益率长期偏低，一方面是风险偏好被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是缺乏长期、稳定、高分红的基础资产与之匹配。突破路径不是简单放开权益投资比例，而是要建设一批与养老金负债期限相匹配的“耐心资产”——比如基础设施REITs、长期租赁住房、优质公用事业股权。另外，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多、缴存少、投资更少，说明老百姓对产品的信任度和对税收优惠的敏感度还不够。解决之道在于：让养老金融产品真正做到“看得懂、买得起、信得过”——简单透明的费用结构、稳定的长期回报、以及更直观的税收递延效果。

话题关注：结构性困境与路径突破：我国养老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与对策研究

8、促进餐饮业特色优质发展。餐饮业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是促消费、惠民生、稳就业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人民群众对餐饮服务的品质、多样性、便利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鼓励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特色优质发展，积极拓展新业态新模式，促进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如何全面提升餐饮服务品质、释放餐饮消费潜力？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中国经济网）

蔡子微评：“特色”和“品牌”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张力。特色意味着独一无二、根植于地方风土和手艺传承；品牌意味着可识别、可复制、可规模化。想把一道地方小吃做成全国连锁，往往要在标准化过程中牺牲掉部分“锅气”和“个性”。这本质上不是技术问题（中央厨房可以还原口味），而是价值取舍问题——你是要一个“正宗但走不远”的百年老店，还是一个“随处可见但口味稳定”的速食连锁？前者赚的是文化溢价，后者赚的是规模效应。当前各地推行的“美食+文旅”“一县一品”，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中间地带：把地方特色餐饮作为文旅体验的一部分，让游客为“在地性”买单，而不强求其全国复制。这个思路是务实的。但瓶颈在于：人才断层——老一辈手艺人不愿教，年轻人不愿学；产业格局“小散弱”——单店盈利能力不强，难以支撑标准化投入。破局的关键不是让每家小店都去搞连锁，而是培育一批“区域性的特色餐饮品牌集成商”，把分散的小作坊整合进统一的供应链和品控体系，同时保留各自的风味差异。这有点像葡萄酒庄园的模式——产地不同、风格各异，但都遵循一套成熟的酿造标准和评级体系。

话题关注：特色不“特”、品牌难“品”：我国地方特色餐饮品牌建设的结构性困境与破解之道

9、重庆：培育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和应用场景。财联社5月1日电，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重庆市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若干政策举措》，其中提出，培育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和应用场景。鼓励企业加大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对开发培育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的企业，依法依规给予50万元支持。鼓励企业加快场景培育和开放，推动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对建设“工业母机+”“机器人+”“低空装备+”“农机装备+”等应用场景的企业，依法依规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每个企业年度累计获得的支持资金最高不超过100万元。（财联社）

蔡子微评：重庆这次的政策有意思：不是给研发补贴，而是给“应用场景”补贴。研发是供给端，场景是需求端。传统补贴逻辑是“我选几家企业，给钱让你研发”，结果往往是钱花了、技术有了，但没人用、没处用。重庆换了个思路：你企业去建“工业母机+”“机器人+”“低空装备+”的实际应用场景，我最高补你100万。这背后的朴素道理是：新技术需要在真实环境中摔打才能成熟。一个机器人焊接方案，在实验室里跑一万次，不如在工厂产线上跑一个月发现的问题多。场景补贴相当于政府帮助企业支付“试错成本”，让甲方（应用企业）愿意开放自己的产线给新技术做“临床试验”。每个企业年度累计最高100万，这个额度不算大，但方向感很清晰。不过需要警惕的是：如果场景补贴只奖励“建设方”，而不惠及“开放方”（愿意提供场景的客户企业），那可能变成企业内部的自娱自乐——把自己的车间包装成一个“示范场景”，拿完补贴就结束。真正的场景驱动，需要供需两侧同时激励：让技术提供方有动力去做落地开发，让技术需求方有动力打开大门尝试新方案。这可能需要联合工信、国资等部门，把“开放场景”纳入对国企的考核加分项。

话题关注：从“补贴研发”到“补贴试用”：重庆场景补贴政策如何降低新技术市场化的“死亡之谷”？

10、沪市主板1223家公司2025年累计分红规模达1.82万亿元。财联社5月1日电，上交所发布沪市主板公司2025年年报业绩情况。2025年，沪市主板1223家公司宣告分红方案，全年累计分红规模达1.82万亿元，同比增长2.8%，整体股息率为3.0%。其中，上证180公司分红金额同比增长3.3%，股息率达3.4%。多次分红蔚然成风，451家公司宣告中期分红，较上年增加112家，中期分红规模达6870亿元，同比增长20%。2026年春节前分红实施金额达到3501亿元，同比增长15%。（界面新闻）

蔡子微评：1.82万亿元分红，3%的整体股息率，451家公司搞了中期分红——从这些数字看，A股确实在向“回报型市场”靠拢。但我们要区分“分红的意愿”和“分红的能力”。大蓝筹公司能高分红，因为它们处于成熟期、现金流充沛、投资机会减少；而成长型公司如果也强行高分红，可能是在牺牲未来的研发和扩张。另一个视角是：3%的股息率，对比当前银行理财2.5%左右的收益率，似乎有吸引力。但投资者持有股票要承担价格波动风险，这0.5个百分点的息差，是否足以补偿价格波动风险？对于社保、养老金等长期资金来说，稳定的高分红很诱人，但前提是分红的可持续性——今年分了1.82万亿，明年会不会因为利润下滑而腰斩？监管引导上市公司建立“稳定、可预期”的分红政策，比单纯追求分红金额的增长更有价值。比如，明确未来三年的分红比例下限，或者将分红与净利润增速挂钩。另外，春节前集中分红3501亿元、增长15%——这不仅是回馈股东，也是在提振节日消费，相当于一次精准的“居民收入脉冲”。这个细节值得深挖：分红时点的选择，是否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与宏观消费调控之间的一种默契配合？

话题关注：3%股息率的吸引力边界：分红稳定性、波动补偿与长期资金配置意愿的实证检验

11、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中非经贸合作制度型开放提速。 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月1日零时，深圳湾口岸迎来全国首票进口通关货物——24吨原产自南非的苹果，关税由10%降至0。长沙海关数据显示，6000多瓶南非葡萄酒作为新政实施后湖南首批受益商品顺利通关，享受2.1万元税款减让。长沙海关首创的"非洲输华食品准入预评估制度"大幅提升非洲农食产品输华准入评估效率，今年一季度湖南自非洲进口货值70.4亿元，同比增长21.9%。（新浪财经）

蔡子微评：对非零关税的全面落地是我国"制度型开放"在南南合作领域的标志性举措，彰显了从"特惠贸易"向"规则共建"的升级逻辑。肯定之处在于，零关税不仅降低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的门槛，更通过"预评估制度"等监管创新压缩了技术性壁垒的遵从时间，为非洲国家提供了可预期的市场准入环境。值得关注的是，关税降为零仅是第一步，非洲产品对华出口仍面临"物流成本高、品牌认知弱、分销渠道窄"的深层约束。建议构建"关税减免+物流补贴+品牌孵化"的三维支持体系：依托中非班列与海外仓降低跨境物流成本，通过进博会、中非经贸博览会等平台提升非洲产品在华知名度，同时引导国内流通企业与非洲生产商建立直采联盟，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可持续的商业闭环。

话题关注：制度型开放中的南南合作、零关税政策红利转化与非洲产品对华供应链构建研究

12、苹果Q2财报超预期：在华收入大涨28%，外资品牌中国市场韧性凸显.苹果发布。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营收1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每股收益2.01美元，均超分析师预期。其中大中华区销售额大涨28%，服务业务营收增长约16%，毛利率达49.3%。苹果对第三财季营收展望强劲，预计销售额增长14%-17%，远高于分析师平均预计的9.1%。尽管iPhone销售额近三个季度内第二次不及预期，但MacBook Neo等新产品及中国市场的强劲表现支撑了整体业绩。（新浪财经）

蔡子微评：苹果在华收入28%的高增长体现了中国高端消费市场的结构性韧性，彰显了"消费升级"并未因宏观经济承压而停滞，而是呈现出"K型分化"——高端人群的消费能力依然强劲。肯定之处在于，苹果通过MacBook Neo等创新产品激活了换机需求，证明技术迭代仍是打破消费疲软的利器；49.3%的毛利率也表明其品牌溢价能力未受国产手机冲击而削弱。值得关注的是，28%的增长是否包含渠道商"压货"因素需进一步验证，且中美科技博弈背景下，苹果供应链的"“去中国化”"与数据合规压力长期存在。建议国内消费电子产业借鉴苹果的"生态锁定"策略：不仅比拼硬件参数，更需构建跨设备协同、内容服务订阅的软生态，提升用户转换成本；同时，监管部门应关注苹果应用商店抽成等垄断行为对国内开发者的利润挤压。

话题关注：外资品牌高端消费市场韧性、生态锁定策略与平台经济反垄断边界研究

  导读  

0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在产品、市场与组织中的颠覆式创新应用，企业数字化创新正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数字化已然成为企业创新的主旋律。然而，数字技术与市场的高不确定性给企业创新带来诸多悖论。例如，过于激进的数字化探索会对现有流程造成影响[2] ,侧重于现有资源利用又会限制技术更新速度[3] ;数据要素共享性促进了平台企业市场开发，但数据同质性会阻碍企业创造独特性价值[4-5] ;人工智能使用虽提高了组织决策力，但同时也造成员工工作超载和信息疲劳[6-7] ,使生产关系陷入僵局。因此，企业需要在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以进行长期可持续的创新活动。实践中，树根互联在面临企业“共性”能力开发与用户“个性”方案需求的悖论时，采取模块化策略与用户共创措施，实现了从项目到产品到模块再到生态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8] ;水羊股份在依托淘宝、天猫以及京东等数字平台创业中面临品牌独特性与规范合法性悖论，通过错位竞争、多栖互补与差异定制等战略实现自建水羊国际平台，成功完成自主品牌转型[9] 。相反，诺基亚曾经拥有塞班系统的硬件技术优势，在面临Android与iOS两大智能生态新势力时未能及时融入软件生态，陷入“硬件技术领先”与“软件生态落后”的困境，最终导致市场崩盘。可见，企业精准识别与应对数字化创新悖论是实现数字化创新发展的关键前提。那么，什么是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Digital innovation paradox) 如何有效化解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未来会出现哪些潜在的数字化创新悖论?这些都是亟待关注和回答的科学问题。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缘起于创新悖论(innovation paradox),近年来，Journal of Marketing、Journal of Management、Organization Science、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MISQ、《管理世界》等权威期刊围绕创新悖论展开了丰富研究。以往创新悖论研究虽从组织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刚性与柔性等特征表现着手，揭示了应对创新悖论的路径与机制[10-12] 。但忽略了数字化情境下创新悖论的内涵演进，导致对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界定不清晰、解释机制不成熟等问题，且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单一领域与单一问题展开，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与割裂化，亟需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国内外已有几篇文献综述主要基于不同学科视角展开[13-15] ,只聚焦于创新悖论的某方面或某层次，未能呈现出企业数字化创新全局过程。此外，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新技术催生的多种不确定性，企业创新涌现出新悖论，如人工智能阴暗面[6] 、数据利用安全[16] 、组织边界模糊[17] 等，已有综述研究尚未涉及。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与整合已有研究，构建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研究框架，并结合国际前沿与中国情境，提出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

本文围绕数字化创新悖论对国内外顶刊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回答以下问题：(1)如何界定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与分类?(2)悖论成因及表现?(3)有哪些动态应对机制或策略?(4)未来研究应关注哪些潜在悖论?与已有综述研究相比，本文主要有以下增量贡献：一是基于企业数字化创新全局视角，界定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与分类；二是从技术、市场与组织三维层面系统解构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成因与表现；三是从不同理论视角切入，明晰了企业面对不同数字化创新悖论的应对机制，并构建了整合研究框架；四是基于数字化多变性、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特征，进一步提出未来数字化创新悖论出现的若干可能性，期望为企业应对数字化创新悖论提供理论指引。

1 研究设计

遵循文献计量与系统归纳研究方法，对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相关文献评述如下：首先确定文献检索、筛选以及补充，以系统全面获取文献数据；其次，借助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文本数据进行内容分析；最后，通过内容编码分析，整合得到主要研究分类，为后续构建综合评述框架奠定基础。

1.1 数据来源与文献筛选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SCI/SSCI、ESCI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CSSCI/CSCD中经典代表文献确定“innovation^*paradox/tension/dilemma”“创新悖论”为主题并分别与关键词“digital technology”“digital market”和“digital organization”相结合，并将检索时间跨度确定为以Smith和Lewis[18] 正式发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的文章开启创新悖论研究，即2011—2024年。在剔除社论、新闻、会议论文、工作论文、评论等类型文献后，初步得到122篇英文文献和84篇中文文献。随后，作者逐一阅读文章的标题、摘要及正文，进一步将主题与“数字化创新”相结合，围绕“Artificial Intelligence”“big data”“industrial internet platform”“digital transformation”等主题进行筛选，准确锁定研究方向，并增加了文献中被遗漏的参考文献。最终，本文共获得符合条件的重要文献108篇(英文75篇，中文33篇)作为文献计量样本。

1.2 文献计量与编码分析

对已有108篇文献进行分析。首先，从发文数量看，数字化创新悖论相关文献数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期刊级别逐年提升；国际文献较早开展了“人工智能”“数字化创新”等前沿问题悖论研究。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关注到数字情境下的企业创新悖论，特别是在2017年后，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方针，以“数字化技术”“数字平台”“数字网络”等为主题的创新悖论文章迅速增长，呈现出对国际研究的赶超趋势(见图1)。

其次，通过Citespace 软件对高频关键词与主题聚类进行了知识图谱计量分析。高频关键词(见表1)显示出国内文献热点关键词与国际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如innovation(创新)、paradox(悖论)、digitization(数字化)。受东方哲学思想与社会关系的影响，国内学者较多关注组织变革、权力悖论以及矛盾管理等问题。主题聚类(见图2)显示出数字化技术与数字化转型的矛盾、悖论、对立或冲突等主题是国际文献关注的焦点，悖论关系、组织变革与创新网络则是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

进一步，参考刘善仕等[19] 的文献计量分析方法，本文在阅读最终文献基础上通过提取作者/年份、文献来源、核心观点等关键内容对已有文献进行编码，并与上述知识图谱计量分析形成相互验证。最终确定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中的数字化技术悖论、数字化市场悖论与数字化组织悖论的分类编码结果(见表2)。该分类既反映了企业数字化创新实践过程，也统筹了技术创新、市场营销(商业模式)与组织管理等不同研究领域。

2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内容框架

2.1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概念分类

关于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概念最早可追溯于奎因1988年在组织行为中关于悖论管理的开创性研究，他指出悖论是组织中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的矛盾关系[38] 。随后，史密斯等提出“组织悖论动态平衡模型”,强调组织通过持续认知、管理和动态平衡来处理创新活动中长期存在的冲突或张力[18,39] 。数字化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将物理世界的信息转化为数字形式，并通过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和应用，深刻改变产品/服务、业务流程、商业模式、组织结构乃至产业生态的过程[1,12] 。由于数字化颠覆了企业传统的业务模式与创新方式，使得嵌入在企业数字化创新活动中的冲突日益突显，导致了诸多企业未从数字化创新中受益[20] 。在此基础上，学者提出数字化悖论的概念，认为企业投资于数字化却未获得预期的收益增长，强调数字技术并非正向影响企业生产率或绩效[24]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悖论带来的冲突与张力，将其视为数字化进程中的效率损耗，但忽视了悖论本质上是一种“既要又要”的平衡管理思维，即强调企业在看似对立的目标中寻求动态协同。

因此，本文认为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是指企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市场与组织关系等数字化创新、变革或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与传统业务、组织惯例与价值网络等发生冲突，包括数字技术创新、数字市场创新与数字组织创新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关系，企业需要在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找到平衡以进行长期可持续的创新活动。本文提出的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不仅是企业数字化创新活动中的矛盾表现，更是一种数字技术特性与组织管理情境交互作用下的动态平衡机制。

进一步根据文献编码分析，本文将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分为三类：数字化技术悖论、数字化市场悖论与数字化组织悖论，该分类解构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活动中全价值链的悖论关系。具体而言，数字化技术悖论是指企业在拥抱快速更迭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中，常因效率滞后或策略激进导致效益偏离预期，陷入驱动变革与风险规避的双重约束；数字化市场悖论是随着资源共享边界拓展，数据逐渐取代有形资源成为企业市场创新的核心要素，平台生态构建成为主流，导致企业面临平台海量数据资源利用与信息过载突围的协同困境；数字化组织悖论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中会出现新惯例、新结构与新模式的重塑，造成与原有组织业务、组织流程或组织关系的冲突，使企业面临既需要保持组织结构稳定性又需要营造数字化组织灵活性的矛盾。

2.2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成因与表现

围绕“哪些因素导致企业产生数字化创新悖论?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有何具体表现?”等问题，已有研究从数字化情境、创新认知、创新资源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本文根据数字化技术悖论、数字化市场悖论和数字化组织悖论的分类视角，进一步归纳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成因与表现。

数字技术变革的颠覆性创新冲击着企业原有技术的稳定性，与企业原有技术形成结构性断层[40] ,导致企业陷入双重技术认知困境。一方面表现为“稳定性-灵活性”的张力，企业既需维持现有技术系统运行可靠性，又面临突破性技术变革压力[20] ;另一方面表现为“标准化-个性化”冲突，数字多样性使企业面临标准化集成带来的规模效应与客户个性化需求的技术适配之间的两难抉择[8] 。

企业数字资源禀赋是进行数字化创新的关键，激进式创新突破会导致现有技术流程失序，保护主义又会造成知识资源流动阻滞与技术更新停滞[2] 。这种深层矛盾具体外化企业“探索式-利用式”创新路径的资源配置矛盾[22] ,以及“开放式-封闭式”创新模式的边界选择难题[21] 。

数字化技术指数级迭代会引发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负面效应：一方面表现为数字技术创新普及化、周期短等特征导致企业虽然投入大量资源但收效甚微，产生“高投入-低回报”的生产率悖论[24] ;另一方面，数字决策、信息水平提升与员工的职业焦虑、信息疲劳等形成对冲效应，产生“积极面-阴暗面”矛盾[6] 。这种效益正负相抵导致企业陷入创新动力陷阱与创新风险加剧并存的困局。

数字化市场悖论的成因可归结为平台生态结构演化与数据要素重构的双重作用，数据资源越开放共享，平台权力结构的马太效应越显著[41] ;市场结构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42] 。其核心矛盾源于以下四类结构性张力：

数据聚合价值与数据隐私安全的冲突。平台生态中占据核心市场地位且具备强数据聚合能力的平台企业因为拥有平台架构的核心逻辑以及众多开源项目，能够实现数据深度开发和客户个性化价值创造，并共享于更多平台子系统[43] 。但数据垄断倾向与安全边界模糊化导致“杀熟定价”“算法歧视”等异化现象[16] 。

传统业务合法性与数字价值独特性的冲突。强市场核心与弱数据聚合的传统制造企业受制于“制造逻辑”与“数字逻辑”的不同范式，容易使其面对数字化技术与数据驱动时既希望通过数据聚合以实现“独特性”价值创造[5] ,又面临数字化在传统业务流程中的“合法性”构建难题[9] ,面临数字化转型失败率较高风险[44] 。

平台依附与创新独立的冲突。弱市场核心与强数据聚合的企业容易陷入“平台寄生”与“自主发展”的生存困境，依附于平台生态虽具备一定的要素聚合度和市场认可度，能够快速获取市场势能[4] 。但长此以往数据要素的同质性会造成创新路径锁定，缺乏自主独特性的创新价值[28] 。

机会发掘与风险承担的冲突。弱核心与弱要素聚合的新创企业需要开放创新方式获取知识资源以获得市场生存空间[29] 。但弱知识议价权导致核心企业通过“创新收割”机制攫取边缘知识成果，知识产权结构性缺失加剧自身知识外泄以及核心企业强有力控制甚至吞并的双重风险[45] 。

数字化组织悖论一方面受到组织内员工到团队再到领导者的新权力层级变化、员工与技术适配性等生产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组织外部开放的平台生态关系结构、利益主体间竞合关系等影响。因此，本文归纳为个体、团队、组织以及跨组织四个层面的结构冲突。

数字化工具打破传统的雇佣契约平衡，首先形成了数据化绩效管理(量化与监控)与员工价值主张(个性与隐私)的冲突[31] ;其次，信息化促进组织边界重构进而使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陷入松弛边界与收紧边界的“授权”与“集权”矛盾[32] 。

数字化技术促进组织决策敏捷化和去中心化，帮助团队分工更加灵活的同时会造成团队之间各自为政的“创新孤岛”,形成“分散创新”与“系统一致”的矛盾[33] ;数字化与市场的强连接使得团队成员产生“创新离心效应”,即团队自主性会使组织发展偏离预定轨道，产生成员越轨创新现象，形成“自主性”与“规范性”的治理悖论[34] 。

组织认知框架与技术生态位错配造成数字化转型中组织基因层面的双重不适应。技术逻辑要求的柔性化(模块架构、快速迭代)与传统科层制的刚性约束(标准化流程、稳定秩序)形成结构冲突；数据驱动的环境响应力与组织惯例的认知刚性产生演化时滞[35] ,形成“适应性进化”和“结构性守旧”的矛盾。

数字平台生态中成员关系耦合，是一种介于组织和市场之间的混合结构[38] ,既没有市场合约机制的灵活，也没有组织内关系的稳固。平台边界开放治理通常可以增加系统中互补者数量以实现平台活跃度，但低开放门槛造成大量同质化信息失去用户信任，有损平台知识流动[36] ,形成“开放治理”与“闭合控制”的平台关系治理悖论。

2.3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应对机制

在传统创新悖论管理中，学者总结出了“非此即彼”“兼而有之”以及“适度折中”等悖论应对思维，但缺乏从理论视角深度挖掘数字化创新悖论背后隐藏的应对机制，本文围绕数字化技术悖论、数字化市场悖论和数字化组织悖论三大分类，分别总结不同理论视角下的悖论应对机制。

组织在面对实现探索与利用、稳定与变革、原则性与灵活性等一组相互冲突目标时动态能力会呈现双元性，学术界将其定义为双元动态能力[46] 。Gärtner和Sch o ¨ n[47] 比较评估了24个国家453家公司技术创新绩效，分析表明双元动态能力的感知与灵活应对是应对悖论的先决条件。现有研究对于企业利用双元动态能力以应对数字化技术悖论主要有两种视角：一是知识基础观的整合机制，包括单一企业内对知识的开发与利用以及企业间知识的依赖整合[48] 。当企业利用外部资源关系以实现平衡矛盾目标时，企业会放大组织资源的聚合效应、抑制内锁效应，并提升网络能力实现探索与利用式创新的平衡和互补[46] ,或主导企业通过合作中的异质知识和能力，形成兼容适应性和敏捷性的供应链管理能力[47] 。二是数智赋能的动态管理机制，企业通过“人工智能”赋能知识管理可提升隐性知识识别、转化、应用和创新的效率[49] 。周翔等[50] 基于数字化技术赋能动态知识管理提出“中台”的知识编排机制，通过智能知识模块一方面直接为组织成员赋能从而提升渐进式创新效率，另一方面与其他模块进行组合从而实现突破式创新来把握新机会。

模块化可为企业在进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时应对“个性需求与共性设计”提供新启发。在数字化情景下，企业通过模块化架构分割任务、组织结构，使边缘子系统在模块界面松散耦合实现产品与服务及组织层面的动态整合关系[8] ,以保持系统稳定性与任务多样性、演化敏捷性的平衡。学术界聚焦产品/技术模块化、组织结构模块化与平台模块化三方面应对创新悖论。在产品/技术模块化方面，遵循解耦与耦合相协调的设计原则，通过标准化实现模块间的配置与协同，满足个性化需求并最大程度地节约管理成本、提升企业效能[51] 。在组织模块化方面，通过建立“核心-边缘”型模块化组织，总部保留战略决策权，业务单元获得创新自主权。组织模块的独立性为组织内部技术创新提供基本保障，协同性为组织外部技术吸收提供有利条件[25] 。在平台模块化方面，王凤彬等[2] 剖析海尔支撑大规模创新创业活动的平台组织在构成复杂性与关系复杂性的具体特征，由此形成“准集成化”结构形态对个性化创业需求的创业小微提供客制化支持的作用机制，既保证了集团本身的稳定性又切实以客制化方式支持大规模个性化创新创业活动。

最优区分理论被用来探讨企业如何在追求合法性(即与行业规范和期望保持一致)和追求差异化(即通过独特性获得竞争优势)之间找到平衡点[52] ,学界基本形成了倒U型、U型以及战略协奏的三级战略调节体系。其中，倒U型观体现为折中平衡机制，即企业应该寻求中等程度的战略相似性，与组织现有能力的适度一致性或适度差异化，使企业在市场获得较为稳定的中间位置[46] 。U型观体现为两极突破机制，即企业应该追求高度一致性或者高度差异化，进而凭借市场极高合法性或极强竞争优势来谋求发展[53] ;战略协奏观体现为动态协奏机制，即企业可以通过在不同战略维度上的求同或存异，实现多维度的相互影响和协同演进，实现整体动态平衡[54] 。此外，企业也可在不同阶段通过与客户创业共创来发现与创造机会，以获得市场合法性和竞争独特性[9] 。

企业创新往往同时受到市场逻辑、政府逻辑、社会逻辑等多种制度逻辑的影响，不同情境下企业可能面临不同类型或不同程度的制度逻辑冲突[55] 。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制度逻辑的差异形成逻辑嵌套机制，例如，市场逻辑可能鼓励风险和创新，而政府逻辑可能更倾向于稳定和规范[55] ,制度逻辑之间的差异可以成为市场创新机会的来源；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利用制度逻辑的兼容形成场域混合机制，例如，刘玉焕等[56] 扎根中国10家社会企业研究发现，社会企业在兼顾商业运作与公益使命的同时，在资源获取与合法性建构上高度依赖政府支持，体现出多元差异制度逻辑交织下本土化企业成长路径。

数据伦理强调了以人为中心的数据观[57] ,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消费者、平台与政府三方视角以应对“数据利用与数据安全”悖论。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价值共创机制，学者认为消费者应参与平台企业的数据共创，以数据分红等机制实现消费者价值返还，从而与消费者构建起一种长期稳定且深层的数据合作关系[16] 。基于平台视角的技术服务机制，Liu等[26] 提出平台建立隐私偏好交互系统，通过利用服务代理根据个人消费者隐私偏好向他们推荐个性化的隐私政策，提供更好的程序性、交互式和分配性的公平感知。基于政府视角的生态规制机制，政府在为新兴平台企业快速崛起提供有益制度空间的同时，不断通过划定平台企业经营规范、社会责任、法律边界及道德底线等治理手段强化对成熟平台企业的约束[17] 。

在“两者皆要”逻辑下，领导层营造出既合作又竞争、既多元又统一、既柔性又控制的内部环境，对员工创造力和团队创新绩效均有正向影响[58] 。一方面表现为沟通反馈机制。悖论式领导强调领导与员工的双向沟通互动，通过反馈机制能够保证在正式组织制度规范下保持自由宽松的组织情境，增强员工技术任务熟练性、适应性及主动性有效激发员工创造力；另一方面表现为决策协调机制。在执行团队任务时，悖论式领导能够合理地执行高控制与高自主，为团队成员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激发工作热情和创新活力的同时确保关键决策的连贯性和团队创造力的提升[59] 。此外，中国阴阳平衡思想丰富了悖论式领导的文化协调机制，以“物”为主的组织关系需要契约机制(谐则)来应对主要矛盾；以“人”为主的矛盾关系则需要以关系机制(和则)来应对[60] ;华为灰度管理则指出管理实践中既要有明确的方向感，又要学会在黑白之间寻找灰度，即在对立中寻求平衡，通过妥协和宽容来达到和谐。和谐管理与灰度管理是一种极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体现了悖论与辩证思维的东方智慧。

组织双元是指企业通过“分离-整合”动态适配与平衡创新悖论的一种动态能力，主要有3种表现形式：结构双元、时间双元以及情境双元机制[11] 。结构双元机制指组织中设置不同部门形成空间分离，新部门主要开展试验、变革等创新活动，原有部门主要开展改进、优化原有业务等活动，两种部门形成“持续原有生产-分工学习新知”的交叉组织形式[40] ;时间双元机制指组织在不同区间内有选择地在创新与执行、稳定与灵活之间转换，例如，当行业环境变得动荡时，组织更多地进行创新尝试以提升自身适应能力；当市场环境趋于稳定时，组织更多地强化执行力以提升运营效率[61] 。情境双元机制则将每一个业务单元看作是一个独立整体，强调组织文化、思维方式、组织成员行为以及高层在情境中的作用，通过对组织情境软硬件，如组织张力、纪律、支持和信任的安排，实现组织对矛盾的适应性[11] 。

3 主要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3.1 研究结论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研究正当其时，本文采取系统文献综述法对近年来国内外108篇代表性文献进行科学述评，提炼出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理论研究框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是企业在人工智能、平台市场与组织关系等数字化创新、变革或转型过程中，需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市场与数字化组织三个维度协同应对多重冲突目标并寻求动态平衡的内在张力，以进行长期可持续创新活动。区别于单一视角的悖论研究，本文基于对文献的系统编码与内容分析，清晰界定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概念并提炼论证了数字化技术悖论、数字化市场悖论与数字化组织悖论的三维分类体系，回应了Smith & Lewis[18] 的悖论动态平衡理论，将数字化特性与组织情境交互作用纳入悖论分析框架，深化了数字情境下创新悖论理论的整合研究。

(2)数字化技术悖论根植于认知层面、行为层面以及反馈层面的三种矛盾，具体表现为“稳定性-灵活性”“标准化-个性化”“探索式-利用式”“开放式-封闭式”“积极面-阴暗面”“高投入-低回报”;数字化市场悖论源于平台生态演化与数据要素重构引发的数据控制、市场转型、生态位博弈以及知识权力的四种结构性张力，具体表现为“数据利用-数据安全”“合法性-独特性”“依附-独立”“机会发掘-风险承担”;数字化组织悖论则产生于个体层权力、团队层协作、组织层制度与跨组织层治理的四类冲突，具体表现为“授权-集权”“自主性-规范性”“稳定-变革”“开放治理-闭合控制”。本文揭示了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的多元成因与复杂表现图谱，剖析了不同类型悖论的形成机理及其具体表现，为企业识别和诊断自身在数字化创新过程中遭遇的具体悖论困境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和分析工具。

(3)系统构建“概念分类-成因表现-应对机制”的整体性框架(如图3),凸显出不同悖论之间的应对机制与协同逻辑，弥补了现有研究在系统性及情境适应性方面的不足。目前，学界关于数字化技术、数字化市场与数字化组织这一全过程中创新悖论应对机制研究相对缺失，特别是在构建针对人工智能、数字平台、数字社区等新情境下的系统性悖论整合框架方面，现有文献的覆盖程度不足。综合文献分析，本文梳理并整合动态能力、模块化、最优区分、制度逻辑、数据伦理、悖论式领导以及组织双元性七大理论视角的悖论研究，形成了包含19个细分维度的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应对机制工具箱，并构建了翔实的内容框架，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数字化环境中，依据自身面临的特定悖论类型和情境，灵活选择和组合应用多种理论工具以寻求动态平衡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启示。

3.2 未来展望

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是一个高度情境化且动态发展的概念，随着数字技术不断演进以及我国数字化创新政策持续释放，实践中涌现出诸多新悖论特征尚未得到理论化验证。对此，本文针对潜在的企业数字化创新悖论议题提出了如下未来研究方向(图4)。

数据要素的高流动性与可拓展性促使数字化技术源代码、硬件设计和应用服务逐渐开源化，同时也带来知识产权风险与技术依赖等难题[17] 。例如，DeepSeek因开源策略加速技术扩散并吸引全球开发者协作，但遭遇西方国家大规模网络攻击，企业自主创新视域下“技术开源”与“技术保护”的协同机制需要结合国际环境、政府政策以及网络关系等多维要素展开全面研究。①全球化中的合作与保护。西方国家限制封锁使我国企业数字化创新在短期内难以摆脱低端锁定困境，需要先向西方国家进行开源合作以实现高端化嵌入[45] ,如何在技术合作与自主保护间构建适应性平衡机制是值得探究的课题；②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实践的互动机制。未来研究应增强构建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实践的共演机制，从宏观层面协同开源与保护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激励研究；③企业开源社区的创新保护机制。未来应关注开源社区参与者相互冲突的内外部需求与同一开源项目协同参与之间的复杂张力。

数字化创新呈现出非连续性特征，涌现出“路径跨越”跟轨与“路径创造”变轨两类非连续性创新[62] 。“跟轨”是在原有技术轨道上实现小范围技术跨级，经过长期技术积累实现技术跃迁；而“变轨”则脱离原有技术轨道，开辟新技术轨道，可实现短时间内的技术跃迁，但存在一次性失败风险。两种路径的周期与风险权衡，导致企业容易坠入“创造性破坏”陷阱，面临“想创新又不敢创新”的两难困境。虽然“探索式与利用式”双元创新提供了思路，但多集中于解决企业资源冲突。未来研究可关注：①“跟轨创新”与“变轨创新”的共演机制。采用组态方法分析两种模式的组合关系，探讨各个机制的整合协调效应。②对比研究不同类型企业创新悖论化解策略。在位企业面对非连续性创新时，可能需要放弃旧技术范式，而新创企业可从边缘机会开拓数字化技术轨道。③企业主导逻辑对“跟轨”与“变轨”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

近期由百度推出的“萝卜快跑”自动驾驶网约车项目被多地政府叫停，表象是新兴技术尚不成熟带来的安全风险，本质是颠覆了传统出租车与网约车出行服务的利益格局。人工智能与数字平台对传统行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催生了诸如AI直播带货、无人经济等新兴业态。在我国政府高度参与市场发展的独特情境下，鲜有研究对市场颠覆式创新与政府合法性规制的悖论展开过程探究。“监管沙盒”是政府主动包容地接纳创新的尝试[63] ,制度创业是新创企业突破新旧业态间制度矛盾获取合法性过程[64] ,这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思路：①政府如何构建“监管沙盒”或“创新特区”为企业提供创新空间，测试产品、服务、商业模式或渠道的解决方案；②企业如何通过制度创业实现边缘创新的颠覆性获取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同下的合法性，进而促进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创新。

由数字化技术催生出S2B2C等商业模式创新表现为多主体参与共创价值，例如，美的推出共创平台“布谷研究院”使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与开发，贴合用户需求偏好；树根互联通过根云平台与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共创产业数字化解决方案。然而，在共创过程中参与者以不符合预期或不恰当方式整合或利用共同资源，或者在互动过程中故意实施机会主义行为，均会造成互动合作创造价值的损失[65] ,例如，因房东的不良行为、住宿条件或服务失误等造成客人对Airbnb平台整体满意度下降，从而破坏价值共创过程[57] 。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多主体参与价值共创与价值共毁的悖论，包括成因与转化机制以促进可持续的价值共创。

人工智能应用需要高质量数据和先进算法，这对组织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组织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逐渐转变为理解和利用人工智能涌现的潜能[19] 。新型组织关系强调以数据为中心的管理体系，组织如何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有机协同，能否实现人机协同而不是互斥?未来研究可从几方面探讨：①如何实现权力从职能体系向数据系统的转移，重点挖掘数据在组织中发挥的积极作用，探究如何通过数据驱动组织的战略决策与创新?②如何让人工智能高效完成重复性与标准化工作，使员工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③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工具，更好地激发人才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实现创造性成果的产出?

随着“平台+小微”产业形态、双边与多边平台、在线社区不断涌现，企业之间“各自为战”与“协同共生”悖论亟待研究。例如，数字平台生态参与企业规模庞大、行为无时空限制、关系交叉融合产生多种悖论如何有效治理?跨区域、跨行业且快速迭代的平台生态如何打破组织边界形成“共生”?跨组织创新悖论的影响因素是什么?跨组织创新悖论在识别、应对与作用方面分别呈现什么特征，与单个组织创新悖论有何区别?未来研究可从多视角多层次深入挖掘组织间创新悖论及应对策略：①引入多中心协同治理视角构建平台生态治理模式；②扎根不同阶段、不同类型企业间跨组织关系创新实践，探索边界条件对企业共生行为的影响路径模型；③多方主体数字契约、数字价值创造与数据要素分配等均是未来富有价值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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